由于研究领域与个人兴趣，我近几年来搜罗了不少与甲午战争相关的老物件。其中大多来自日本方面，又有相当部分具有很强的个人性，诸如日军参战官兵的日记、信件、明信片、证书、奖章等等。这些东西尽管零碎，却真切反映出明治时代的个体生命与这场战争的关联。国内公众对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固然绝不陌生，但恐怕很难体会十数万日本官兵与三千多万日本国民是如何支持这个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战争的。那么，就让我从一本“军人手牒”着手，讲一个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兵的故事吧。
所谓军队手牒，也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士兵的个人手册（海军军人则用折叠式的“履历表”）。这一制度创设于1873年（原本叫做“军队手帖”），分为在军营居住者的“第一种军队手牒”、不在军营居住者（在陆军省、师团司令部等机关服役者以及宪兵）的“第二种军队手牒”和辎重输卒（辅助运输部队）的“第三种军队手牒”。我手头的这本手牒，是最为常见的“第一种军队手牒”。它的形制类似于便携式笔记本，外面有布制封皮，尺寸约为13×9厘米。这本小小的册子，凝聚了一个明治时代日本人的军人生涯。
手牒封面
规训
翻开手牒的第一页，页首印着“敕谕”二字。这便是明治天皇于1882年1月4日颁布的《军人敕谕》，向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为人所熟知。
手牒中收录的《军人敕谕》
接下来的内容名曰“读法”，也就是1872年颁布、1882年修订的《军人读法》。这是军人入伍时宣读的誓词。其内容正文共七条，基本包含了《军人敕谕》的内容，而更加侧重于强调服从。如《军人敕谕》的“军人当正礼仪”一条认为礼仪是相互的，提出军人应当“敬上惠下”，而《军人读法》第二条却只是单方面地要求“敬礼长上”；第三条甚至声称“长上之命令，不问其事如何，应径直服从之，不可有所抵抗干犯”。正文之后还有一大段文字，警告军人除以上各条之外也不可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其后则是《军队手牒规范》（軍隊手牒ニ係ル心得），规定了手牒的用法，如必须小心保管，不可破损丢失；本人情况与手牒记录不符时应马上报告；非现役军人应召集结时必须携带手牒，等等。其最后一条规定，军人兵役期满或因故免除兵役时，手牒应交给当事人。这条规定使得明治时代以来的海量手牒留存于民间，收藏家不难入手。
手牒开头部分收录的最后一篇规章，是《在乡军人规范》（在郷軍人ノ心得）。所谓在乡军人，就是不在现役的军人。《规范》“对天皇陛下尽忠节，乃瞬间不可忘之事”。言下之意，军人即使不在现役，也要全心全意想着为天皇尽忠。庞大的在乡军人群体，不仅是日本进行对外战争的后备军，也是政府管控社会的有力工具。
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军人，入伍后都会领到这样的手牒，接受这样的规训。
画像
手牒接下来的内容，开始展现个人信息。手牒的主人名叫汤泽幸太郎，生于1873年2月23日，平民出身。当时的手牒，并不像今天的身份证件一样附有照片，不过有“人相”一栏，分类记录了当事人的体貌特征：汤泽身高五尺五寸二分，脸型“狭长”，额头“宽广”，眼睛“圆大”，鼻子“尖隆”，嘴巴“大”，腮部“尖突”，发色“淡黑”，眉毛“淡细”，“个人特征”则是右腿外侧有个肿块。手牒记录这些信息，主要是为了防范士兵脱逃。当时若有逃兵事件，军方将发布被称为“人相书”的通缉令，其中会揭示这些体貌特征以便追捕。
手牒中记录的个人信息
以上信息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汤泽的身高。五尺五寸二分约合167.3厘米，在当时的日本绝对称得上是高个子（据1900年统计数据，17岁日本男子的平均身高是157.9厘米）。当然，士兵肯定比常人要高一些。当时日本的征兵令规定，身高不满五尺（约合151.5厘米）者免予征兵。不过，即使是在当时的日军士兵当中，汤泽也算是比较高的。1894年12月，日军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悳曾根据1.4万余名日本兵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出的平均身高为164.83厘米。汤泽的身高，比这一平均线高出2.47厘米。
很可能是因为出众的身高，汤泽入伍后被分配到了炮兵部队。1889年制定的《征兵检查规则》规定，炮兵与工兵的征兵身高标准是各兵种中最高的——五尺五寸（166.7厘米）以上，步兵、骑兵与辎重兵则要差了一档——五尺三寸（160.6厘米）以上。不过，这里的数字只是理想数值。《规则》同时说明，应征者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时，可以“临时递减”。
顺便一提，汤泽等人在甲午战场上面对的清军士兵，往往比他们的个头更高。石黑当时也统计了77名清军战俘的平均身高——166.65厘米。然而，日军士兵却普遍更为强壮，称得上短小精悍。石黑的统计表明，日本兵的平均体重（60.90公斤）明显胜过清兵（54.75公斤），呼吸差（呼气与吸气时的胸围之差，反映呼吸功能）、肺活量和握力等指标也都领先。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李鸿章曾致电平壤前线将领，以日本兵的身材鼓舞士气：“日人矮小，地土浇薄，人物一体，不能耐久，以我所长，攻日所短，胜算可操。”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日人矮小”固然属实，但“不能耐久”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想象。而石黑则骄傲地声称：“世人动辄则曰，清国兵之体格力量大较我兵为优，予不之信。”而且，由于实行征兵制，当时的日本兵即使不能保证人人“力壮”，至少全都是“年轻”的。而前面提到的77名清军战俘，年纪最少者16岁，最长者已经55岁！
石黑忠悳1894年12月撰写的《日清兵体格比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汤泽手牒的“人相”栏目当中，还有一项内容是“痘”：“廿六年十二月廿七日三种不感。”也就是说，汤泽在1893年（明治26年）12月27日第三次接种了牛痘，但是没有产生有效反应（获得抗体）。限于技术水平，当时接种牛痘的成功率相当低。根据1884年日本陆军的统计年报，当年共有8089名陆军人员接种牛痘，但只有1215人产生有效反应，成功率仅为15%。像汤泽这样第三次接种仍然未能成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地域·部队
汤泽的户籍地是长野县下伊那郡座光寺村（今长野县饭田市座光寺地区）九十三番地，家庭住址也是此处。长野县位于日本中部地区，是全国八个内陆县之一。而座光寺村得名于当地的一座天台宗古刹座光寺，位于长野县的南端。从这里前往本县首府长野市，如今乘坐高速巴士大约需要三个多小时；而在汤泽当兵的时候没有公共交通，徒步要走上好几天。若是去东边隔着山梨县的东京，如今乘坐JR列车四个多小时可到达新宿站；而在当年，距离村里最近的火车站也在100公里开外。
座光寺村（1862年左右）示意图，采自羽田真也：《近世座光寺村の社会と空間：庄屋善右衛門家を中心に》，《飯田市歴史研究所年報》第20号，2022年
汤泽所属的部队是第一师团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六中队。日本陆军当时实行“乡土部队”制度，同一地区出身的士兵一般都会被编入同一部队，使得军队与地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纽带。汤泽出身的长野县，当时在征兵方面属于第一师管（即第一师团征兵区）所辖四个大队区之一的长野大队区。户籍地在这里的陆军兵员，大多会被编入第一师团步兵第十五联队。师团下辖的骑、炮、工、辎等特科部队不与某个大队区绑定，但也肯定来自本师团所属的征兵区（只有近卫师团没有自己的征兵区，其兵员来自日本全国）。所以，汤泽只要在陆军当兵，不出意外便会被编入第一师团。
第一师团是日本陆军创设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1888年编成。汤泽入伍的时候，其所属部队主要包括步兵第一、二旅团，骑兵第一大队、野战炮兵第一联队、工兵第一大队和辎重兵第一大队。师团主力驻扎在东京，一部分驻群马县高崎与千叶县佐仓。汤泽所在的野战炮兵第一联队则驻扎在东京的市谷台（1908年迁至世田谷）。市谷台是东京南部的要冲之地，陆军士官学校也设在此处。入伍之后骤然从乡下来到首都，汤泽的心中想必充满兴奋。
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下马二丁目的野战炮兵第一联队兵营旧建筑（现为东京世田谷韩国会馆）
根据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陆军编制表，一个野战炮兵联队编有两个野炮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各辖两个中队，共有730名官兵与328匹军马，装备野炮24门、山炮12门。而在战时，其规模将扩充至1202名官兵与829匹军马，此外还会增加一个装备野炮与山炮各2门的补充中队。汤泽所属的第三大队是山炮大队，装备75毫米口径的“七珊米山炮”。比起第一、二大队装备的同口径野炮，它的射程较短，威力较小，但重量要轻得多（炮身重108公斤，野炮则为298公斤），而且可以拆卸开来由驮马背负行军，便于山地作战。
保存在名古屋“日清战役第一军战死者纪念碑”旁的75毫米山炮（短）与野炮（长）炮身，皆为青铜铸造
日本的野战炮兵原本与步兵一样，普遍配备步枪。不过，从1883年起，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商议，决定作出改革，原因在于“案西洋诸国方今之军制，野战炮兵不携带步枪者居其半”，毕竟炮兵当时在实战中使用步枪的机会已经很少，而且装备步枪也会影响炮兵专注于操作火炮。从汤泽的手牒中可以知道，配备给他的武器只有一柄炮兵刀以及配套的刀鞘、皮带。这种军刀在外观上近似步枪刺刀，用于防身以及割除草木之类杂活。
汤泽配备的炮兵刀应为1886年定型的甲型炮兵刀，全长68.3厘米，刃长52.3厘米
服役
1873年起，明治政府开始施行征兵制度，其后几经调整，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汤泽入伍的时候，适用的是1889年1月22日颁布、同年11月13日、1893年3月3日两次略微修订的《征兵令》（“法律第一号”）。这一法律规定，17岁至40岁的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后备兵役、国民兵役三种。其中，常备兵役包括三年的现役（海军为四年），年满20岁者服之；四年的预备役（海军为三年），结束现役者服之。后备役为期五年，结束常备兵役者服之。国民兵役则由不在常备、后备兵役的适龄者服之。
《征兵令》原件
根据这一法律，汤泽从1893年12月1日开始在野战炮兵第一联队服现役，至1896年11月30日为止，共计三年。他入伍之初的军衔是炮兵二等卒，1894年12月24日升为炮兵一等卒，次年12月3日又升为炮兵上等兵，达到了当时日本士兵的最高一级军衔。这样的晋升速度是正常的，不过也算值得庆幸。毕竟，并非所有士兵退出现役时都能升到上等兵，甚至还有个别人始终在二等卒的最低军衔上原地踏步。
对于炮兵而言，瞄准可谓各项技能的重中之重。1892年制定的《野战炮兵射击教范》规定，炮兵中队每年应遴选两次优秀瞄准手：第一次遴选“上等照准手”，每中队24名（一年、二年、三年兵各8名）；第二次则从“上等照准手”中进一步遴选“撰拔照准手”（又称“拔擢照准手”），每中队12名（一年、二年、三年兵各4名）。从汤泽的手牒中可以发现，他于1895年7月8日被选为“上等照准手”，同年8月28日成为“拔擢照准手”；次年1896年7月1日和24日梅开二度，再次被选为“上等照准手”和“拔擢照准手”。可见，他的专业技能是相当优秀的。至于他身为一年兵时为何没有获得这样的称号，应当并非技不如人，而是由于当时正值部队投入甲午战争，没有举行遴选。
汤泽服役期间应该没有受到正式的处罚，手牒的“罚科”一栏是空白。1896年10月30日，他在退出现役的一个月前获得了一张“善行证书”。这一证书的基本格式是宣布某某“现役中品行方正，勤务勉励，学术技艺熟达”，也就是说，是一名军国主义标准下的优秀士兵。
退出现役之后，汤泽转入预备役，直至1900年3月31日为止。接下来是后备役，直至1910年3月31日为止。前面提到的《在乡军人规范》记载，预备兵和后备兵平时每年有义务参加60天以内的勤务演习，并应当接受一次“简阅点呼”，也就是集中点名检查。从汤泽的手牒来看，他在1897年到1910年的十四年间，除1904-1905年间应召参加日俄战争之外，每一年度的“简阅点呼”都没有缺席。此外，他还在1898、1900、1902年三次参加了为期两到三周左右的演习。
手牒中记录的服役时间
汤泽服预备役的时间是四年四个月，服后备役的时间是十年，都超出了前面提到的规定。这是因为，在他服役期间，《征兵令》又屡次修改：1895年3月13日颁布的“法律第十五号”规定陆军预备役延长为四年四个月，1904年9月28日颁布的“敕令第二百十二号”规定陆军后备兵役延长为十年。这两次修改，正值甲午、日俄两次战争期间，反映出战时的日本对于扩充兵员的迫切需求。尤其是后者规定后备兵役期限翻番，可见日俄战争带来的巨大兵员缺口。此前的1904年8月19日，日军对旅顺口发动第一次总攻，死伤一万五千余人；同年8月28日的辽阳会战中，更付出了两万三千余人的伤亡。因此，政府等不及正在休会的国会开会通过法律，直接以敕令的形式紧急修改了《征兵令》。
从1927年起，《征兵令》被《兵役法》取代。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之后，这一法律同样屡经修改，兵役期限一延再延。日本战败两个月前的1945年6月23日，更是颁布了堪称丧心病狂的《义勇兵役法》，规定15岁至60岁的男子、17岁至40岁的女子皆有义务服役。汤泽如果活到那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不知他是否有机会看到那一天。
生活
汤泽的手牒中，有两种表格几乎占了一半页数，透露出三年现役期间的不少琐碎细节。其一是薪水表。他入伍之后，每十天的基本薪水是30钱（1日元合100钱），1895年1月增至40钱，同年12月增至48钱，次年1月又增至50钱。加薪的原因，应当是因为他先后升为炮兵一等卒和上等兵。1895年4月至6月，他的薪水一度减至30钱、25钱与35钱，原因是4月23日至6月27日因病住院，这也是他三年现役期间的唯一一段缺勤记录。同年7月起，他的薪水恢复为50钱，直至退出现役。此外，从1894年9月至次年6月，每十天还有2钱3厘（1钱合10厘）至26钱不等的额外薪水，这是他参加甲午战争的战时补贴。
手牒中记录的发薪情况，可以看出甲午参战以来有额外的“增俸”
这样的薪水，在当时算是什么样的水平呢？以1895年的一般工资为例，新手警察月薪8日元，女佣月薪90钱，木工日薪54钱，纺织女工日薪12钱……再以1895年的一般物价为例，十公斤白米80钱，一公斤面粉7钱，一公斤砂糖14钱，一个鸡蛋1钱9厘，一根腌萝卜2钱，一个红豆面包1钱，一瓶啤酒18钱，一份火车便当12钱，一根铅笔1厘，一本英日辞典45钱……
这么看来，汤泽当炮兵二等卒的时候，如果不算战时补贴，月薪仅和一名女佣相当，可以买5瓶啤酒。不过，账不能简单地这么算。毕竟他作为“帝国军人”，基本生活开支是由公家负担的。而且，军营里的小卖部贩卖的日用品与零食，价格也比市价更便宜。
其二是领取物品的“给与表”。这里登记的内容自然不可能涵盖汤泽在部队里领取的一切物品，但是至少包括了最主要的部分。其中最大宗的是被服类，包括军礼帽、军常帽、军礼服、军常服、军大衣、衬衣、衬裤、内衣、内裤、袜子、防寒手套、普通手套、靴子、作业服、作业头巾、厩靴（在马厩工作时穿用）等。其次是工具类，包括马刺、工具袋、剪刀、针线、各种刷子等。此外，还有背囊、饭盒、水壶、绷带包等随身物品，以及前面提到的炮兵刀及其附件。
在表格中，每样物品都会标明领取的时间，是新还是旧，并加盖一个表示交讫的“纳”字印章。例如，汤泽在1893年12月和1895年7月领到了两顶军礼帽（“第一种帽”），第一次是二手货，第二次则是新品。军常帽（“第二种帽”）更为常用因此更易磨损，他先后领到了四顶，三新一旧。领取最多的物品是袜子，一共22次，30双，全部是新品。也就是说，他在三年服役期间，平均每年有10双新袜子可穿。至于不易损耗的饭盒、水壶和炮兵刀等物品，他只领取过各一件。
手牒中记录的物品发放情况
开战·辽东
汤泽入伍大半年之后的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舰船，制造“高升”号事件。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8月30日，汤泽所在的第一师团接到动员令，开始扩充兵员，进入战时状态，9月8日动员完毕。这支部队参加的第一场战役是辽东半岛之战。9月21日，第一师团与混成第十二旅团被编为第二军，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首要目标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海防要塞旅顺口。9月23日，包括汤泽在内的第一师团大部分官兵从东京乘火车出发。前一天，步兵第十五联队已从高崎乘火车出发。9月27日，驻佐仓的步兵第二旅团司令部和步兵第二联队乘火车前往千叶县的市川，再徒步行军数十公里到东京上车。10月1日，除个别后备部队外，师团全部在广岛附近集结完毕。对很多士兵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头一次坐火车，特别是汤泽这样出身偏远农村的士兵。
10月15日起，第一师团分批乘坐“横滨丸”等40余艘轮船从广岛宇品港出发，开往辽东半岛东海岸的花园口（今属辽宁省庄河市），此处位于旅顺口东北方向约160公里。其中，汤泽所在的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属于第一批登陆部队，于10月15日出发，24日开始登陆，比联队主力早了两天。派他们打头阵，大约是因为首批登陆风险较大，需要争分夺秒，而第三大队装备的山炮比较轻便，装卸起来方便一些。
10月28日，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率第一批登陆部队开始向南进发，汤泽也在其中。11月6日，汤泽在金州城初次参与战斗。当天早晨6时7分，他所在的第六中队在金州城东北的核桃沟开始炮击清军陈家屯（今大连市金州区陈家村）阵地。上午11时许，旅顺口门户金州城陷落。第三大队第五中队少尉泽茂三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军的炮击给清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到处开花的榴霰弹被称为“天弹”。
在金州城南刘家屯整队的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摄于1894年12月18日
11月21日清晨，第二军开始对旅顺口发动总攻。汤泽的第三大队隶属于步兵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指挥的主攻集团，负责进攻清军椅子山炮台群，而野战炮兵第一联队主力则在椅子山北的石嘴子构筑炮兵阵地，以炮火掩护进攻。当夜，旅顺口彻底陷落。这场战斗中，日军战死40人，负伤241人，失踪7人。其中，野战炮兵第一联队有1人负伤。
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对当地军民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汤泽即使手上没有沾血，对这场屠杀一定也有目睹或是耳闻。他的观感如何，现在无法得知，不过可以参考其他日军官兵的记载。第二军第一野战电信队通信手远藤坚吾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市中不无死尸，眼见一家有三四具尸体左右”，“市中不免有惨惨鬼哭肃肃之感，令人难耐，海中死尸亦颇多，海水为之变红”。日后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日本捧为“军神”的海军军官广濑武夫时为铁甲舰“扶桑”少尉航海士，也参加了旅顺口之战。他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夜探战场检尸体，惨怛，死尸累累，仅所见者即近百数。见某民家有似为父者之尸，其旁有十四五岁与七八岁之小儿，披被卧泣，众人酸鼻。”尽管他也对屠杀场面感到“酸鼻”，但并无反省之意，日记接下来反而为日军开脱：“呜呼，战能勿残酷乎，战败能勿无情乎？若彼我易地，吾日本之同胞将陷此惨怛之状，吾曹军人岂堪自处耶。”军国主义思想熏染下的日本军人，就算没有参与这样的战争犯罪，也很难对此产生反思。
山东·归国
夺取旅顺口之后，日军开始筹划山东半岛作战，首要目标是北洋海军仅存的基地威海卫。1895年1月16日，“山东作战军”编成，主要包括第二师团全部和第六师团之半，汤泽所在的第三大队也被临时划归第二师团指挥。1月23日，第三大队从旅顺口乘船出发，25日在山东荣成湾登陆。26日，第二、六师团分别从南北两路向西面的威海卫进击。由于沿途清军抵抗微弱，第三大队几天内都没有参加战斗。
1月30日早晨，第二师团向威海卫南帮炮台南路外围发动进攻。第三大队被分为两部分，大队本部与第五中队跟随左翼队，而汤泽的第六中队跟随预备队。当天，第六中队奉命支援左翼队，于上午7时40分在栾各庄（今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栾家店村）南方高地放列火炮，轰击部署在虎山（今温泉镇虎山村）西北方的清军炮兵，这可能是山东半岛之战中汤泽实际参与的第一次战斗。2月1日，第六中队又掩护步兵第十七联队进攻孙家滩（今环翠区羊亭镇孙家滩村）。驻守当地的清军拥有6门火炮，和日军展开对射，“彼我之炮击无间断”。交火约45分钟后，清军不支败退。这场战斗中，第六中队发射了31发榴霰弹，没有人员伤亡。次日上午，第二、六师团未经抵抗，占领威海卫城。2月14日，困守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残部正式投降。
攻占威海卫并摧毁北洋海军之后，日军进行山东半岛作战的目标已经达成，因此撤销了“山东作战军”的建制，将大多数部队运回辽东半岛，预备进行下一步的直隶作战。2月22日，第三大队乘“神州丸”号轮船从威海卫出航，次日在旅顺口登岸，随后前往金州驻扎。3月16日，第三大队奉命归建，北上向驻扎在盖平（今属辽宁省盖州市）一带的第一师团主力靠拢，途中又接到命令，留驻在盖平以南约40公里的熊岳城（今属营口市鲅鱼圈区）。在此之前，第一师团会同第三、五师团，参加了3月9日的田庄台（今属辽宁省盘锦市）会战，击败四川提督宋庆所部清军。这是甲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也是中日两军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交战，双方兵力各有二万人左右。以炮兵而论，日军在此集结了109门各式火炮，包括84门野炮、18门山炮和7门臼炮，规模也是空前的。缺席这场大战，不知汤泽等第三大队官兵是否会觉得遗憾。
手牒中记录的甲午参战情况
第三大队于3月21日到达熊岳城。同一天，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进行了第二次谈判。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5月8日在烟台换约，甲午战争就此划上句号。在此期间，汤泽一直待在熊岳城。不过，从军事意义上讲，战争并未真正终结。尽管条约规定了割让台湾，但在当地军民的强烈抵抗下，日本不得不以武力强行占领。5月13日，第三大队出发前往普兰店（今属大连市普兰店区），将山炮材料及弹药交卸在此处，预备转交给即将执行侵台作战的近卫师团。
野战炮兵第一联队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参战略历
5月18日起，第一师团各部队陆续出发前往大连湾，5月22日至6月18日先后在此乘船回国。根据汤泽的手牒，他于6月7日登船，11日在宇品港上岸，13日回到东京驻地。战争中，他所在的第六中队没有阵亡情况，仅有非战斗死亡：预备炮兵一等卒大山宇多之辅于1895年1月8日在金州兵站病院病死。事实上，甲午战争期间日军的主要死因也正是病死而非战死。根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的统计，从1894年7月25日到1895年5月30日，参战日军共有2647人死亡，其中战死者736人，因伤不治而死者228人，因其他事故而死者25人，而病死者有1628人，占61.5%。而在随后侵占台湾的过程中，由于水土不服与热带疾病，日军在短短半年间更有一万余人病死。
归国之后，日军参战官兵都得到了程度不等的奖赏。8月27日，汤泽获得了为期两周的休假，这是平时不会有的福利。11月18日，他被授予“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这是继为1874年侵台之役颁发的“明治七年从军记章”之后，日本颁发的第二种对外战争纪念章，发给参与甲午战争的全体军人以及其他人员。当年6月19日，《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条例》制定。由于当时已经恢复和平，考虑到“邻交上之感情”，日方没有在奖章名目上使用“征清”之类字眼。然而，条例第二条规定，奖章使用的铜料来自“从敌军夺获之大炮”。11月26日，汤泽还获得了25日元的奖金。这笔钱不算太大，不过也相当于他当时16个月的基本薪水。
尾声
和当时的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汤泽在甲午战争过后十年，又参加了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战争爆发后，身为后备役士兵的汤泽于3月18日被编入第一师团弹药大队炮兵第三纵列。这是为炮兵提供补给的辎重部队，属于战时编制，对接的是他的老部队第三大队。6月7日，他随部队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今属大连市金州区猴儿石村）登陆，参加了旅顺口围攻战和奉天战役。战争中，他先后升为伍长、军曹，跻身士官之列，并担任弹药大队第二步兵纵列附（相当于部队长助理）和炮兵第三纵列附。战后，他被授予勋七等青色桐叶章与250日元的奖金。
记录长野县上、下伊那郡日俄参战官兵情况的《日俄战役伊那军人从军史》所收汤泽小传，对照汤泽手牒中的履历可知，二者基本雷同，很可能是根据手牒撰写的
从手牒来看，汤泽在日俄战争中应当也没有负什么值得一提的伤。两次参战都能全须全尾，称得上幸运。有趣的是，手牒封皮夹层里藏着一张护身符，不知是哪次参战之前去神社求来的。护身符正面的四个怪字，读作“サムハラ”（samuhara）。这是源自江户时代的古老信仰，号称可以保佑士兵避开箭矢和弹丸。直至侵华战争时期，这样的护身符在日本兵当中仍然颇有市场。不知汤泽是否会把他的幸运归功于此。
手牒封皮夹层中的护身符
时至大正、昭和时代，汤泽在家乡已成为一方绅士。1923年起，他名列座光寺村议员之中；1926年，被选为“座光寺村信用贩卖购买利用组合”（类似于乡村合作社）理事；1929年，还出资300日元参与创立合资会社“北原农园”。这样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应当和他两次参战的经历不无关系。
汤泽可以看作是参加甲午战争的十几万日本兵的缩影。这场战争中，日军一共动员了240616名官兵，其中174017人出国作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汤泽这样出身农村的陆军士兵。从小小的手牒当中，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强兵”政策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无论是选拔、训练、动员还是保障，日军的水平都远远超过同期的清军，“近代的尺度”衡量下的差距显而易见。这场战争的胜负，实在是没有悬念的。
（关于文中提到的护身符，承蒙同志社大学殷晴女史指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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