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9日，阿富汗裔塔里兹教授（Z. Tarzi，1939-2024）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去世了，结束了其传奇的一生，我看了一下讣告，有点怀念他。大约两个月前，5月22日他还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犍陀罗会议上展示了最新考古学研究。当时塔里兹教授刚刚动完大手术，侥幸从死神手里逃脱，身体刚恢复的他竟然奇迹般地坐着轮椅抵达会场，专门为我们带来报告。
此外，塔里兹还雄心勃勃地要将未完成的考古学著作继续写完，要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还嘱托我们来协助。没想到成住坏空，转眼人已离去，想到眼下的阿富汗考古美术事业，教授的一生是最好的注解。
阿富汗的精英一代
阿富汗古往今来从来不缺少话题，大国博弈、文明冲突、帝国坟场，但多是外人强加的，阿富汗人并不认可这些文化标签。但国家建设和文化复兴需要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移民和难民，能在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任职工作，获得正式席位的阿富汗人极少，塔里兹是第一位在法国执教的阿富汗裔教授。
作为教育工作者，塔里兹师从DAFA第二代考古学主任希伦姆伯格（Daniel Schlumberger），从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随后又陆续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熟悉欧洲教育体系。1976年曾执教喀布尔大学，2007年创立了巴米扬大学考古系。1979年因苏联入侵举家离开阿富汗后，开始在法国担任访问学者，从1992年入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希腊和远东教席教授，执教20余年，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生。
1969年塔里兹通过法国索邦大学导师希伦姆伯格的博士答辩
作为一名考古学者，1973年塔里兹曾担任阿富汗国家考古局的第二任局长兼任历史古迹保护局局长，在任期间主导了与英国大英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印度考古局、美国等多项国际学术机构的合作，在1979年前，这是阿富汗考古艺术史上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塔里兹带领新成立的考古局在阿富汗的巴米扬、楠格哈尔、喀布尔、塔哈尔等很多省份进行田野发掘，专注于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时期的考古，培养了一批阿富汗裔考古学者，撰写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和考古报告。
1972年，塔里兹与英国大英图书馆签约在喀布尔成立阿富汗研究中心
作为社会活动家，阿富汗内战时，其家族曾创立阿富汗考古遗产保护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fghan Archaeology，简称APAA），保护因战乱破坏的考古遗址，并奖掖各国研究阿富汗的青年学者。2001年阿富汗建国后，他斡旋于欧洲政客与阿富汗总统之间，在欧盟和法国外交部资助下于2002年带队冲入巴米扬，最早展开考古发掘，并配合美国国家地理拍摄多部考古纪录片，策划阿富汗珍宝展览，宣传阿富汗文明和考古成就。战后他曾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担任一系列学术研究和顾问职务，法国政府授予他学院棕榈骑士勋章，希腊政府授予他圣君士坦丁大帝金质勋章，美国加州大学授予其荣誉教授。
塔里兹家族来自阿富汗近代史上的显赫世家——巴拉克宰部落（Barakza），其家族史也是一部浓缩的阿富汗近代史。塔里兹的曾祖父跟随国王埃米尔杜斯特汗（Dost Muhammad Khan）创立了近代巴拉克宰王朝，在当时英俄在阿富汗战略博弈中，带领普什图民族觉醒独立，被授予 Arjumand wa Daneshmand（“备受尊敬和光荣的学者”）头衔，但在1881年12月被迫流亡，以 Tarzi-i-Afghan 为名成为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从此家族以塔里兹（Tarzi）为名。他的祖父M.Zaman Khan Tarzi（1848-1931）曾是国王沙阿·哈比布拉·汗（Shah Habibu’llah Khan，在任1901-1919）时期的皇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也努力促进阿富汗近代政府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改革。
塔里兹的父亲萨迪克（S.M.Seddiq Khan Tarzi，1905-1983）早年在苏联留学，曾任喀布尔市议会主席、1952 年任阿富汗国家运输公司、仓储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也担任过阿富汗历史协会、文学协会主席，育有三子两女，塔里兹是次子。塔里兹的叔叔哈比布拉（Habibu’llah Zaman Khan Tarzi）曾是驻欧洲、法国的公使，1946年还曾出使中国。
阿富汗从1922年建国到塔里兹这一代人，知识分子开始觉醒，逐渐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重视国际合作研究，塔里兹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塔里兹的兄弟都是资深外交官，他们幼年在欧洲接受教育，在国际政治和海外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78年后他们都定居于美国纽约。
塔里兹一生有两次婚姻，育有两女一男。与第一任瑞典妻子育有一女纳迪娅（Nadia Tarzi）。第二任法国妻子曾担任法国驻斯里兰卡科伦坡大使秘书。纳迪娅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活跃于美国文博界和演艺界，现负责主理塔里兹教授的社会活动，是阿富汗移民后代中的精英代表。
青年塔里兹与其瑞典妻子
2006年塔里兹为法国总统希拉克（右一）、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中）导览阿富汗展览
永远的巴米扬
塔里兹少年时即被派往法国留学，逐渐对历史考古产生兴趣，于是1960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考古学，跟随希伦姆伯格（Daniel Schlumberger，1904－1972）学习中亚和西亚考古。希伦姆伯格1955年开始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作为一位研究希腊化考古艺术的专家，他在二战后成为法国驻阿富汗考古办事处（DAFA）的负责人。这时候法国独占阿富汗考古的局面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和意大利考古队已经进入阿富汗，并且在佛教考古上成为法国的强劲竞争对手。
希伦姆伯格在阿富汗工作时间是1946—1963年，重点是在北部地区继续发掘希腊化-贵霜王朝遗迹。在1962年，阿富汗国王意外发现了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naoum）, 希鲁姆伯格带着塔里兹去发掘，进行考古发掘实习。塔里兹此时面临选择博士论文研究，咨询其意见。希鲁姆伯格认为希腊化城市研究是欧洲人擅长的课题，还是交给法国人继续推进，而适合亚洲人研究的内容，还是佛教考古。于是安排塔里兹去巴米扬开展考古学研究，就这样塔里兹与佛教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希鲁姆伯格晚年移居美国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69年其出版了代表作《希腊化的近东地区》（Der hellenisierte Orient），在其带领下关于阿富汗的希腊化和贵霜王朝研究进入新阶段，不仅找到了城市、神庙、碑铭等物质证据，而且对其希腊化-伊朗混合文化艺术的传承也得到更进一步认识，将这段中亚历史上的空白期补充完整。但从贵霜王朝灭亡后到伊斯兰化这段时期的历史考古还存在很多疑点，后续活跃的白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的统治下又会有哪些变化，尤其是这一时期以巴米扬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和伊斯兰城塞成为解明这段时期的一把钥匙。
1967年，塔里兹回到故乡，随即踏上前往巴米扬山谷的旅程，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巴米扬，从此与佛教考古结下不解之缘。塔赫兹为了调查方便，与父亲、大哥等家人开车前往调查石窟，塔赫兹的家人负责协助后勤。塔里兹每天登山攀爬石窟，他们一家人进行了3周的实地考察，调查了一些壁画石窟，绘制线描图并撰写报告。遗憾的是由于条件限制，并没有对山谷寺院进行发掘，对于壁画图像中的佛塔、涅槃佛等是否能在地面上找到实物对照，很难进行推断。
塔里兹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内容为巴米扬建筑装饰，1977年在法国正式出版，这也是阿富汗人第一次在欧洲出版研究专著。此前法国学者的研究观点一直认为是贵霜王朝末期营造了巴米扬石窟寺院，认为年代要早于中国的云冈、敦煌。但塔里兹却提出相左意见，认为是从6-7世纪突厥统治下巴米扬佛教兴盛起来，但在石窟美术上继承了罗马、萨珊艺术，但又发展出本地特色。
与塔里兹调查同时进行的，还有巴米扬石窟的第一次大规模修复（1969-197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印度考古局工作队对东西大佛佛龛和石窟进行了加固修复，借助脚手架，地面崖体上的所有750多座石窟得到了彻底调查，而此前的数十年间法国DAFA仅对30多个靠近地面的壁画石窟进行调查。此时在与塔里兹一起在巴米扬山谷展开考古调查的，还有日本名古屋大学和京都大学考察队、美国哈佛大学考察队等，借助开放的政策和攀登设施的便利条件，彼此都对一些石窟建筑细节和壁画内容进行了推测复原，研究不分伯仲，他们一同促进了巴米扬研究的繁荣。
塔赫兹想先研究地面石窟，下一步条件成熟时再展开山谷区域的发掘，从地下找出玄奘记载的寺院伽蓝证据印证，但工作事务越来越多，计划一拖再拖。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国内动荡，无法再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塔赫兹不得已举家流亡法国。这期间不好的消息接踵而至，考古局关闭、国家博物馆被炸、巴米扬大佛被毁，负面新闻带来的无力感也让很多人更加清醒。那就是研究阿富汗，时不我待，更需要机缘。
在2001年阿富汗政权更迭，国际学界重新思考如何在阿富汗展开工作。在战争刚刚结束，塔赫兹立刻率队回到巴米扬，重启山谷考古发掘项目。为了获取社会关注和支持，塔里兹宣称要寻找玄奘记载在巴米扬山谷存在的第三座大佛—“长千余尺”的“涅槃佛”，尽管涅槃佛已经消失在文献和田野中1300多年了，但塔里兹决定要让大佛重现。但此时国际考古学界的理念变了，没有太多人再去关注中国文献和玄奘。法国同行也投来种种质疑，这些信任危机和相关的学术争论让考古过程变成一个事件不断发酵，但更多的舆论也让巴米扬的考古活动获得更多的关注。
截止到2012年，塔里兹带领考古队克服困难，在山谷寺院考古中塔赫兹完成最初制定的发掘目标，发掘出了玄奘记载的王城、山谷寺院和涅槃佛，还找到后期伊斯兰时期古尔王朝的墓葬。让人们看到了新希望，那就是巴米扬研究还有未完成的另一面，以及还有持续工作的可能性。从1979年离开阿富汗到2012年结束田野工作，三十多年转瞬过去了，当年与塔里兹一起工作的那些国际学者们渐渐凋零，但塔里兹倔强地坚持着，在这个日渐挑剔和自私的世界中，用自己的考古铲和研究报告，劈开了我们心中的沉默。
1968年巴米扬东大佛的修复工程脚手架
1967年，塔里兹参与印度考古局工作队修复巴米扬西大佛
2010年塔里兹在测绘巴米扬新发现的佛塔
2011年塔里兹在艾娜克铜矿考古工地
叛逆之城哈达
2012年，原跟随塔里兹教授在阿富汗考古发掘的法国瓦莲（Alexandra Vanleene）博士，在中断对巴米扬山谷发掘后，回国继续写作完成了哈达地区（Hadda）佛教考古的博士论文。她又继续建立资料库网站，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哈达文物和考古资料汇集起来，供国际学界研究使用。因为同住在一个城市，也是晚年的塔里兹教授最得力的科研助手，也因为瓦莲博士的帮助，我得以有常常请教教授的机会。
哈达是现在楠格哈尔省贾拉拉巴德市区附近的一个普什图人聚居的普通小镇，当地以传统农业和种植业为主。在古代，哈达不仅是亚历山大东征时军队建立的卫城候选地之一，也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很多中国僧侣排除万难前来巡礼。因为其独特的考古艺术价值，从1923年法国考古队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但由于当地社会治安和部落间冲突，很多佛教寺院刚被发掘，立刻遭到极端分子的破坏和哄抢。
1966年阿富汗国家考古局成立，首个展开考古发掘和保护的遗址就是哈达，国际社会也给予很多帮助。随后塔里兹在1974-1979年带队进行发掘了两处寺院特配·绍托尔（Tapa shotur）和特配·喀兰（Tapa e Kalan）。尤其是特配·绍托尔寺院，很多学者推测是法显和玄奘记载的佛顶骨舍利寺院。在《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的那揭罗曷国中的醯罗城就是现在以哈达为中心，孕育了丰富辉煌的佛教文明，过去燃灯佛授记、佛钵信仰、佛影窟、降伏瞿波罗龙王等对东亚信仰产生巨大影响的传说圣地都在此。
塔里兹在特配·绍托尔寺院出土了60多座佛塔和僧院、数百尊造像，包括举世闻名的“佛陀旁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佛陀旁的希腊亚历山大和阿道克狩女神”，由此证明这里是座集佛塔、僧院、石窟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礼拜中心，代表了3-6世纪独特的佛教文明。但遗憾的是，在1980年3月在地区军事动荡中，寺院建筑和塑像全部都毁掉了，哈达成为所有学者心中的一个痛。
直到现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声称拥有哈达造像文物，因为哈达出土的佛像是代表犍陀罗艺术的杰作，但由于地区战乱和恐怖主义破坏，各大博物馆却对于哈达遗址的真实信息和考古档案知之甚少。于是2021年在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推动下，我和瓦莲、廖彩羽（Chaiyee Leow）、吕晨晨博士商议借助塔里兹考古档案成立一个国际小组，从特配·绍托尔和特配·喀兰寺院开始，对遗址群都进行数字复原，帮助国际学界理解哈达。于是也有了后来数次去实地考古调查的机会，现在的哈达民风彪悍，现场工作仍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每次遇到困难，我们都会想起塔里兹教授的鼓励，这项哈达整理工作还在继续，已经成为国际犍陀罗和阿富汗研究学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特配·绍托尔寺院出土的佛陀旁的亚历山大像
特配·绍托尔寺院出土的罗马丰饶女神像
现在的哈达村庄，村民常常发现文物
“阿富汗的玄奘”
塔里兹教授最遗憾的考古工作就是“黄金之丘”（Tilly tepe）的发掘。在1978年塔里兹与苏联考古学家联合对阿富汗北部进行考古学调查，在12月发现黄金墓葬时，寒冷的季节已经不适合田野工作，发掘完6座墓葬后，于是他们商议第二年春天再来。不曾料想1979年阿富汗发生政变，国内局势动荡，随后苏军进入阿富汗，那些未完成的墓葬发掘，成为永久之谜。2006-2020阿富汗黄金展览在世界各国博物馆巡回展览期间，塔里兹教授数次提到这事，一直心有不甘。
2022年，塔赫兹教授出版了一本关于喀布尔城市考古著作，这座佛教寺院玛仁间（Tepe Marenjan）的考古工作，是塔里兹离开阿富汗后，阿富汗考古局的员工在1982年内战期间发掘的，考古报告没有发表。塔里兹花了很大心血，整理了所有档案，终于在40年后发表了报告，弄清楚了从贵霜王朝到突厥时期喀布尔城市和佛教寺院的关系，并进一步推断玄奘当年穿越阿富汗的旅途，告慰了自己的青春。
塔赫兹来过中国几次，沿着玄奘之路旅行，像一个孤独的流浪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塔里兹说他一生也是玄奘三藏的门徒，之所以顶住同行的压力在哈达做考古，在法国同事的嘲笑中挖遍巴米扬山谷的每一处角落，是因为要找到玄奘记载的所有东西——寺院、佛像和圣物。
塔赫兹的一生似乎都在等待，但他的研究故事，真的鼓舞了我。为了考古，塔里兹愿意尝试一切经验，从最高尚的贵族探险到有失身份的难民流浪，始终矢志不渝。这也是阿富汗人的一种性格，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要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
（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数字犍陀罗项目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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