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异闻录》这本小说集由七个悬疑故事构成，却并不仅仅是一个个解谜游戏。毋宁说，小说是一场互文性的饶有深意的游戏，诚如小说封面印着的这句话：七个互文的短篇，一场怅然的大梦。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提出“互文性”时说，“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在《松江异闻录》这部小说集中，类型与类型之间彼此转化，文本与文本之间彼此穿插，一切坚固的屏障都在松动，都在解构与重塑。
《松江异闻录》里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嵌套着其他文体形式，作者将不同的文学体裁信手拈来，糅合成一个又一个故事。小说集第一篇《鲁迅遗稿》，虚构的鲁迅遗稿《杨贵妃》，是孟弧等人解谜的谜面；《大地之歌》中西洋乐章与中国唐诗的对应，是徐涵秋需要破译的秘密；《不可能的任务》里对于叶月同学的考研面试，糅合着叶月创作的小说文本；《我，机器人》中对于陈翔死因的探寻，穿插着陈翔创作的小说，结尾又以附录的形式穿插着陈翔导师的论文片段《AI：当代文学的末路与未来》，隐隐回应小说对于主体性的探讨；《千禧年》中穿插着主人公写于千禧年前后的日记，这本日记是DM公司所谓“回到过去”技术所依赖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黄平小说中的文本穿插，与故事走向紧密结合，成为小说制造叙事悬疑的技术手段，有效避免了因文体混杂而产生的叙事割裂。
《松江异闻录》书封
在单篇小说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七篇小说之间的互文。《英魂阵》中的国文教师许英，同时也是《不可能的任务》里叶月的情报联络人。《英魂阵》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2年，此时的“许英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在《不可能的任务》里，许英则“四十多岁的样子”。《不可能的任务》将时间设定在1943年年初，两个文本时间相隔约十年，许英也年长了十岁。无独有偶，《大地之歌》中有一位国文老师，名叫徐涵秋。在《英魂阵》里，许英曾托人将校徽送回大夏大学，虽然小说结尾处并未交代这枚校徽的归属，但通过《大地之歌》里一模一样的校徽介绍和徐涵秋的自述，读者不难推断出徐涵秋应该就是校徽的“接棒人”。在《不可能的任务》中，徐涵秋的名字又隐隐出现，许英藏书于东京的书店，名为“寒秋书店”，许英化名“寒秋先生”。许英与徐涵秋，是革命同志，还是同一个人？作者刻意留下一处神秘的空白。
而在更多的篇目中，王平的身影总是时隐时现。《鲁迅遗稿》中王平心机用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盛唐学者”称号。通过小说中的细节可以得知，这一年是2019年。几年后，他从华东师大调到大夏大学，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中的学院领导，也是这场推免面试的主考官。在《我，机器人》中，通过女儿王般若的回忆，读者得知王平在五十五岁时凭借批判AI评上了“盛唐超级学者”。而最后一篇《千禧年》则将王平成为学者之前的教育经历，隐藏在刘建云的日记中，“以前闵中的师弟王平考上了华师大中文系，到时托他打听打听”。与此同时，《不可能的任务》以2021年王平线上面试学生叶月为“现实时间”，插入叶月写作的抗战小说，从而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段的所有文本。借助这场创意写作专业的推免面试，几个文本之间彼此交叉，达成互文。
因此，小说集《松江异闻录》看似是一个个独立故事的无规则排列，但更像是一组被打乱了顺序的密码，等待着读者去发现和还原。阅读完整本小说，除了一个个离奇反转的故事，读者也可以通过文本碎片大致拼凑出王平的一生。在此基础上，黄平在后记和访谈里提到的“长篇短写”，不仅可以指向叙述速度与叙述篇幅，也可以理解为互文在短篇小说集里发挥的文本串联和整合效果。
《松江异闻录》这种互文性，增强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使小说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以及独特的阅读吸引力，从而提升了小说的魅力。但《松江异闻录》所展现的互文性，并非要和up主分个高下，正如黄平在后记中所说：“这种写法并不仅仅是试图从短视频那边拉回来几个读者，至少有几篇作品，是有寓意的，寓意还颇为沉重。”
小说集中，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当下的知识分子，通过互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英、徐涵秋将他们的知识与推理用于破解日本的阴谋、破译纳粹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国家和人民牺牲。而《鲁迅遗稿》中的三位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幻想将传国玉玺交给子虚乌有的日本财团，从而“自愿”跳进王平的圈套，沦为一出笑剧。而同为知识分子的王平，如此大费周章地设计剧本，也仅仅只是为了评上“盛唐学者”，追求个体的名利。
然而，当下的知识分子王平，却瞧不起民国时的同校前辈许英。深陷在荒诞的学术科层制中的王平，对许英的评价是“一辈子都没写过几篇论文，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懂”。同样是大学教授的小说作者黄平，借互文对知识分子群体展开反讽式书写。尽管黄平刻意将讥讽的人物命名为吴远行（无原型）或许构（虚构），但小说的驱动，依然是来自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体验和反思。
除了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消解，小说中的互文，也抹除着虚构与历史的界限。《松江异闻录》里叙述人伪托的明万历年间刻本《异闻录》，《英魂阵》题记中叙述人自称发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档案，模糊着档案和小说之间的界线，也模糊着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同样，《千禧年》楔子中虚构的直捣黄龙之战，被煞有介事地记录进《宋史》。作者借此将虚构性还给“历史”，显露出历史叙述的不可靠。
最后，互文还展现出小说对人之主体性的思考。在《我，机器人》中，陈翔选择用写作抵抗人的数字化、机器化和程序化，而当他发现写作未必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时，陈翔的主体性彻底崩溃了，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克里斯蒂娃所构想的互文性，是让文本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随意地与其他文本碰撞，进而衍生出无数文本。然而，这种形式上的互文性，AI已然实现。通过互文性的不断拆解，是能够达致真正的自由，还是沦为无意义的游戏？《我，机器人》中，陈翔苦苦写作的同名小说《我，机器人》，安排机器人重访四大名著的经典现场：秋风五丈原、真假美猴王、冷月葬诗魂、坐化六和寺。主人公陈翔是想用这种最彻底的互文，来追索主体性的真相么？
《松江异闻录》最终弥漫着一股怅然的情绪，无论是民国谍战亦或千禧爱情，似乎都归于“一场怅然的大梦”。怅然于权威的解构和真理的消逝，怅然于历史的虚无和主体的迷茫，怅然于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然而，叶月的手枪里不会有无穷无尽的子弹，流星雨也不会开启时空的裂隙。但叶月在保研推免这场“厮杀”中感受到的压抑、刘建云对青春往事与校园恋情的遗憾，却是可想可感的。此时，让我们再重温那个令小说人物头疼不已的问题——写作能抵抗主体性的消逝吗？不一定。因为主体这一概念或许就是文本性的，但是文本性的未必就是虚幻的，在文本与文本的互动和撞击中，总有什么是文本之外的真实。
《松江异闻录》作者黄平
故而我们来到《松江异闻录》的结局，在《千禧年》这篇小说结尾，主人公刘建云对抗遗忘的方式，是将流星雨的秘密，记录在恋人程菁赤裸的胸口。看得出黄平非常珍爱这一篇，在创作谈中，他将小说集的前六篇小说视为“想象”，将第七篇《千禧年》视为“经验”。这当然不是说《千禧年》这场神秘的流星雨或穿越古今的爱情有现实经验依据，而是指超越“想象”也即超越文本性的存在之真实，不可被符号化的身体性的经验。这也即意味着，第七篇小说《千禧年》所挪用的校园青春，对于黄平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凭借，一种超越想象的想象，一种捍卫经验的经验。这也能解释，小说中为什么叠印着两所大学：大夏大学（《鲁迅遗稿》《英魂阵》《大地之歌》《不可能的任务》《我，机器人》）与吉林大学（《我，机器人》《千禧年》）。以吉林大学，也即以作者黄平的青春眼光看来，大夏大学的世界，是一场异闻的连缀。相反，吉林大学总是和“雪”“冬夜”“往事”有关，和对于青春不断返顾的欲念有关，和一种本真性的不可化约的经验有关。黄平在后记中有一句话被频频征引：“激情有清澈的少年气，万物光亮，如夏日午后。”这句话的意蕴或许在此。
问题在于，世界已然沦为一场文本性的游戏，如同洪水漫过小说中的上海/松江府，在克苏鲁化的赤鱬游弋的深海里，千禧年的流星雨早已结束，以写作的方式，可以重新打开时空的裂隙么？在《千禧年》的结尾，早逝的恋人，化为校园里的雪中塑像。主人公最终放弃了一切逆转时空的努力，在佘山的别墅里，迎接着明万历二十五年那场洪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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