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门肯其人

亨利·路易斯·门肯（1880-1956）

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罗儿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L. Mencken，1880-1956）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了。”

脚注：“曼肯（即门肯）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脚注：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

按：白璧德在现代中国文坛大名鼎鼎，而鲁迅先生以之自况的“每年出一本书”的门肯似乏人问津。本文即有感于此而作。

一

终其一生，门肯对美国的抨击不遗余力。“美国既如此不值得尊敬（unworthy of reverence），你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有人问他。“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去动物园？”门肯反问——“因为它既有趣又令人难忘（memorable）。”（日后接受采访时，门肯以最“门肯”的方式再度回应：“在所有其他基督教国家，人类的事业都无聊到无可救药，令人绝望……而在这里，这种事业的滑稽程度竟能被提升到如此之高，以至于思考它们几乎能把人的肚皮笑破。”）

二

门肯平生最恨清教主义，将其定义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haunting fear），担心某人会在某个地方享受幸福”。

三

门肯十岁时邂逅《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从此爱上文学。从十三岁起，他频繁光顾市立图书馆，以每周五本的速度，读完莎士比亚全集以及萨克雷、吉卜林等人的全部小说。门肯用功过度，以至于弓背曲肩，后来不得不到医院安装骨科背甲来矫正驼背。

四

门肯自幼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记者，但是父亲却把他送入技工学校学习商业，为日后接管家族企业做准备（门肯家族经营的雪茄工厂在当地首屈一指）。门肯说自己天生不会低声下气推销东西——别人一个月卖出一千美元雪茄，他六个月才卖出一百七十一美元。门肯在雪茄厂里干满三年，除了抽烟什么都没学会。像哲学家叔本华一样，父亲的突然离世让门肯“如释重负”，得以进入报社追逐他的文学梦。

五

门肯加盟《先驱报》，得主编开蒙：“文章不是让人喜欢的，而是让人争论的”——因为“一则无趣的评论，不管多么深刻，都不值得刊印。狠狠地敲击读者的头，让他吃惊，每句话都要像出重拳”。门肯茅塞顿开，终生受用无穷。

六

门肯在《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开设特约专栏，时作惊人之论：“单身汉享受如此自由，应该对他们征税，一天一块钱。”据说妇女团体闻讯后拍手称快；不久，他杜撰一封“来自撒旦的信”，在信中撒旦抱怨由于巴尔的摩人过于假正经，导致在“地狱议会”的代表人数严重不足。这是门肯首次嘲讽代议制民主。

七

巴尔的摩大火之后，市政府野心勃勃的扩建工程让门肯十分反感，因为扩建毁掉了许多充满他童年记忆的场所。门肯充当调查记者，揭示“豆腐渣”工程真相，市长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暗自祈祷让门肯哪次去欧洲旅游时在海里溺亡。

八

门肯率先使用“圣经地带”（Bible Belt）一词描述文化保守的南方，嘲笑该地区为“文化沙漠”（the Sahara of the Bozart）——Bozart是门肯自造词，源于法文beaux arts（美术）。

九

“booboisie（愚民阶级，或译乌合之众）”也是门肯的发明, 该词是由“booby（愚民）”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 ”组合而成，门肯以此揶揄资产阶级“庸众”——如“美洲愚民（Boobus americanues）。

十

以毒攻毒。针对美国媒体各种造假，1917年，门肯发表文章《一个被遗忘的周年庆》（“A Neglected Anniversary”），将浴缸的发明时间杜撰为1842年12月20日，地点为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并声称由时任总统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于1851年率先在白宫安装使用。门肯言之凿凿，众人信以为真，其他报刊、词典及百科全书纷纷照搬照抄——直到1926年门肯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辟谣文章。

十一

1930年，刘易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辛克莱·刘易斯是一位美国人。他作为一亿二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熔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之中。伟大的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这是健康的标志。”门肯认为这并不代表刘易斯是比马克·吐温或亨利·詹姆斯“更伟大的作家”，相反，此举“主要是承认和1910年时相比，美国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凭借1919年出版的《美国语言》一书，门肯与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首部《美国英语词典》编纂者）并称为“美国民族语言先驱”。

十二

门肯惜墨如金——请看他对1904年巴尔的摩火灾报道的标题：“巴尔的摩城市心脏毁于史上最大火灾。”身为《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等报刊文学编辑，门肯以“审稿迅速”（并反馈审稿意见）著称——他破天荒地允许作者“一稿多投”，赢得了一众年轻作家的青睐，包括（但不限于）德莱塞、尤金·奥尼尔、薇拉·凯瑟、菲茨杰拉德、辛克莱·刘易斯等。

十三

1925年的斯克普斯审判案（受审的是公开宣讲进化论的高中教师John T. Scopes）被世人称为“世纪审判”，门肯讥讽它为“猴子审判”（monkey trial）。门肯抵达庭审现场，发现自己“不受欢迎”，笃信上帝的村民甚至叫嚣要将他驱逐出去。门肯由此意识到，“单纯的无知可能好笑，但无知加上集体的狂热却更为可怕”。

十四

1926年，门肯在《美国信使》刊载年轻作家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的一则短篇：故事讲述密苏里州法明顿（Farmington）一名妓女的“生意经”——出于某种恶作剧，这名妓女将她的新教顾客带至天主教墓地交易，又将她的天主教顾客带至新教墓地交易，上下其手，不亦乐乎。故事引发轰动：波士顿道德协会下令查封刊物，沿街售卖的一名摊贩被捕入狱。门肯闻讯大怒，亲自前往波士顿公园，假扮小贩向路人（或说其人为道德协会秘书）出售一本当期杂志，结果如愿以偿被捕。官司打到地方高等法院，大法官阅读故事后得出结论：“只有白痴才会当真”，遂裁定《美国信使》无罪。阿斯伯里一跃成为知名作家，门肯亦风光无限。

十五

门肯蔑视大众，喜欢引用爱因斯坦名言：“只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的浩瀚与人类的愚蠢。不过对于前者，我还不能确定。”——门肯自己观察的结论是，“在一个人说话之前，不妨假设他是个傻瓜。而在他开口之后，通常便无需这样的假设”。

十六

门肯擅长自嘲。他在自传《快乐时光》中嘲笑自己身材肥胖：“当我还是婴儿时就比较胖，有像猪一样的横梁和明显的下巴……如果马里兰州在我出生前几年没有废除食人行为，我就会被干脆利落地屠宰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喜爱美食——门肯1937年一则日记记载：“在纽约三天时间就几乎把我整垮了。不得不享用三次丰盛的晚餐，饮酒到了伤身的地步。虽然没有明显的疼痛，但还是得了一种最难受的胃炎……”

十七

门肯自称“永远站在少数派和不受欢迎的人之中”，并宣布自己“永远不会和任何一位在任总统成为朋友”——事实上，他从未放过任何一位当政的总统：“（煽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伍德罗·威尔逊只是一具干尸”；“沃伦·哈定的智商相当于一只上了年纪的蟑螂”；“罗斯福笑起来像是农村庙会上卖蛇油膏的小贩”。相比而言，门肯痛恨总统“智库”（Brain Tank）远过于总统本人——“智库”胡乱作为，导致“（罗斯福）新政就像救世军一样，一开始就承诺拯救人类；它的结局又像救世军一样，以经营廉价旅馆和扰乱治安而告终”。

十八

对于广场示威者，门肯嘲讽“大多数美国人愚不可及，居然相信《权利法案》（即美国宪法修正案）可以按字面意义来理解”——通过“立法科学”和“司法艺术中更加微妙的漂亮手段”，《权利法案》早已失去其精髓（spine），与“国父”初衷背道而驰，变得涣散无力。它演变为更具可塑性的（malleable）一纸空文，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文件。

十九

门肯将禁酒令称为共和党的“暴政”——因为他坚信政府无权干涉民众私生活。禁令期间，他牵头组建“周六夜总会”（Saturday Night Club），和一班音乐发烧友前往地下酒吧，喝得烂醉如泥，以示抗议。

二十

门肯崇奉绝对自由（“我相信言论自由必须达到可容忍的最后限度”）。他曾对老友汉密尔顿·欧文斯（Hamilton Owens）宣称，“我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人类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尊严之类的东西，那就必须给予优秀的人绝对的自由，让他们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二十一

1924年，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当选总统。门肯评论说：“美国选民可以从三千万名本土白人中选择，中间不乏聪明英俊的美国人。他们却偏偏选中了柯立芝当总统，这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一张一英亩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由大厨制备的精美佳肴——他却不吃盛宴，而是回转身，抓苍蝇充饥。”

二十二

门肯将民主视为一场闹剧，认为其根本谬误在于依赖大多数白痴。他的名言是：“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因为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力而遭受过任何损失。”与此同时，他又以贵族口吻垂怜众生，宣称“如果不能开启民智，那么我们最终将得到一个我们应得的政府——一个由白痴（morons）管理、为白痴服务的政府”。

二十三

门肯熟读密尔的《论自由》。“我相信自由是人类发明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门肯在一篇书评中写道，“至少在政府领域，一千年以来是这样。我相信，自由比不自由更好，即使前者是危险的，后者是安全的。我相信，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才能蓬勃发展——在警察棍棒（club）的阴影下取得的进步是虚假的进步，没有永久的价值。我相信，任何剥夺他人自由的人注定会成为暴君，而任何放弃自由的人，无论程度多么微小，都注定会成为奴隶。”

二十四

门肯《论做一个美国人》（“On Being an American”，1922）：“我从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地方像我们这里一样，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卑劣腐败的蠢行——政府敲诈勒索、设套行骗，商家劫掠行凶，宗教插科打诨，艺术猥亵下流，法律欺骗奸淫，还有各种不入流的流氓、邪恶、弱智、怪诞和骄奢，应有尽有，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所有这一切被粉饰太平，叫嚣的分贝提高八度，并以超凡的胆识和创意不断填充新的内容，以至于连拥有最坚硬横膈膜的人也会捧着肚子每天从早笑到晚……那奇妙的景象宛似一个宗教学校学监畅游巴黎的西洋景，当真是无比的新鲜有趣。”

二十五

1930年代，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发起“询问全球名人：生命意义何在”的书面访谈。门肯回复：“你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乐趣以及我为何持续不断地工作。这跟母鸡持续不断地下蛋是一个道理：母鸡如果不下蛋，就会屁股疼。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隐隐之中都有一种积极活动的强烈冲动。生命本身逼着人活下去……只有垂死之人才能真正无所事事。”——门肯自承他是幸运儿（lucky dog），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并认为这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他将自己比作一头母牛——吃的是草，产的是奶。更重要的是：“母牛产奶，不只服务了别人，它自己还很舒服。”

二十六

门肯称赞英国出版商欧内斯特·本恩爵士（Sir Ernest Benn）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述，宣称“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私营企业做的同样的事情成本低、效率高”。门肯极其推崇“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经济，认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文明几乎都归功于经济自由。自中世纪以来，世界非凡的进步并非仅仅归功于人类精力的耗费，甚至也不是因为人类天才的飞跃，因为从最遥远的时代起，人们就开始辛勤劳作，其中一些人还具有超凡的智慧。不，这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的积累使劳动得以经济地、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提供的机器逐渐减少了人类的苦役，解放了工人的精神，而工人以前几乎与骡子无异”。像法国小说家福楼拜一样，门肯极端憎恶资产阶级，但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二十七

1922年，门肯和白璧德（及其盟友莫尔[Paul Elmer More]）之间发生的论战被称为“书籍之战”（Battle of Books）——门肯一方为崇今派，而白璧德一方为崇古派。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中宣称整个现代实验文学毫无价值，并极有可能“用最新式的方法犯下最古老的罪孽”。作为回应，门肯将白璧德、莫尔等“雅士派（genteel tradition）”评论家痛斥为“文学验尸官（coroner）”。

二十八

门肯将发起“禁邮（淫秽书刊）”运动（焚书15吨）的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 贬称为“美国的道德总监”（leader of America’s moral eunuchs）。

二十九

“理想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们一旦留意到玫瑰比白菜香，就断定它能煮出更好的汤来。”

三十

门肯在《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do，与友人George Jean Nathan合著）中宣称：“所有的政府都是邪恶的，试图改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浪费时间”——尤其是万恶的美国政府，“它是一种存在于他和他的同胞之外的东西——是一种分离的、独立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我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政府与其所治理的人民之间的一种深刻的根本对立。它不被认为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处理全体居民的公共事务，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公司，主要致力于为自己成员的利益而剥削人民。”著名记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将门肯的系列著作称为“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圣经》”。

三十一

《为女性辩护》是门肯生前最有名的著作之一，曾被选作教科书。门肯认为，世上不存在纯粹的男性和女性，每个人都是雌雄同体。从这一观点出发，门肯声称“女性的目的就是结婚，男性则想尽一切办法不结婚”，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男人最终都步入婚姻，可见女性“更加聪明”。

三十二

1930年，门肯五十岁，决定与小他十八岁的女友莎拉·哈尔特（Sara Haardt）结婚——此前医生已宣布，莎拉大病手术后最多只能活三年。由于门肯的悉心照料，这场婚姻最终持续了五年，直到死神将莎拉带走。送别莎拉之日，门肯显得十分平静：“上天赐予我们额外的两年，我已然知足。”回到酒馆，门肯失声痛哭。

三十三

门肯回忆平凡的婚姻生活：“婚姻的实质在于交谈。我还记得我们两人长时间说着无聊的话。晚上吃饭后，我们两人都喜爱工作，直到十点。如果没有来访者（一般没有来访者），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她对起居室很自豪），喝几杯酒，然后睡觉。星期六晚上，仆人离开后，她亲自在厨房做饭，我们在厨房吃饭。我们可谈的事情很多，我给她讲我自己的计划，她给我讲她的打算，我想我们没有让对方厌烦。就我所知，最后的日子和最初的日子一样激动人心。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件愚蠢的事情。”

三十四

门肯深谙婚姻之道。“最受妻子尊敬的人是胆大包天而又善于谄媚的撒谎者。他当然不可能永远欺骗她。但如果他精通此道的话，他至少可以欺骗她到让她愉快的地步。”

三十五

门肯是激进的思想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更像是传统道德的“卫道士”（借用古人之言，即文章放荡而立身谨重）——颇似王尔德《认真的重要性》中的男主：他“过着双重生活（double life）：外表假装邪恶，内心却很善良”。对于小说家德莱塞的婚外出轨（据说德莱塞夫人每天回到家中，几乎总能看到唇膏的印记和乱扔的文胸），门肯感到“极为恶心”（以致后来痛斥德莱塞“除了说服女人与他发生性关系的不可思议的技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天赋”）。

三十六

在教育问题上，门肯思想最为“反动”——“最错误的假设是，公共教育的目的是让年轻人充满知识，唤醒他们的智力，使他们能够以开明和独立的方式履行公民的义务——这简直错得离谱。”门肯鄙视大学教育，认为听白痴（教授）上课是浪费时间。在门肯眼中，“一般美国大学中，如果不包括教育学院，英语系的傻瓜最多。教授对当代作品很冷漠，甚至持敌对态度，既不能吸收也不能理解新观点，只能钻进故纸堆里逃避生活”。

三十七

门肯属于悲观主义者——“我们都是由同样有缺陷的人类材料制成的，这呼应了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的哀叹：‘人性这根曲木，绝对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三十八

门肯称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为“没有胡须的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这类人被称为“白面孔（paleface）的起居室作家”（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与之相反的被称为“红皮肤（redskin）的户外作家”（以马克·吐温为代表）。门肯前倨而后恭，美国文学史由此彻底改写。

三十九

“我钦佩门肯先生的勇气”，G.K.切斯特顿在1930年写道，“他敢于揭示清教徒的傲慢和愚蠢。”早年门肯对尼采的评述恰好也是他本人的自我写照：“他相信，只有在持续不断的怀疑、批评和对立中，进步才有可能，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死气沉沉。……凡有错误就要攻击，发现了真理就要宣扬。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使命。”

四十

门肯毕生将《傲慢与偏见》（第十一章）中伊丽莎白经典台词“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嘲笑明智或善良的事物”奉为批评的圭臬。

四十一

“批评，说到底，就是把一己之偏见说得合乎其理。”——门肯早年将评论家视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和“催化剂”，后来在“批评附识”（“A Foot Note on Criticism”）等文章中，门肯又以“创造式批评”代替原先的“催化式批评”——“让我们忘掉那些为把批评变成一门科学而付出的沉重工作：它要么是一门艺术，要么什么都不是。”门肯嘲讽时人所谓“建设性批评”（讥之为“隔靴搔痒”），远不如兵戎相见的“破坏性批评”更能起到当头棒喝之效果。

四十二

“门肯在《偏见集》中表达的思想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甚至是大多数——常见的偏见和刻板印象”，《门肯日记》的编辑费切尔 （Charles A. Fecher） 总结道，“当我完成本书时，我确信门肯比他各部分的总和更伟大”。

四十三

门肯的批评能令读者享受到一种“秘密放纵（secret indulgence）的快感”，但同时却令作者心惊胆寒——连名人也不例外。以凡勃伦教授为例——门肯评价教授学识渊博，但其作品拐弯抹角、拖沓冗长（“我读了《有闲阶级论》，剧烈的神经痛和被害妄想症一直折磨着我，所以不得不半途而废”）。在拜读《美国高等教育》后，门肯宣布凡勃伦教授是一个“废话大王”（“使用大量多音节词藻包装廉价的信息”），并决定此后“拒绝在他令人费解的推论上浪费更多时间”。

四十四

门肯对自己从事的职业颇有自知之明——“新闻事业就像一个人的青春一样，是一种无法持久的东西。它只能对应当下……我的名字写在水上。”

四十五

门肯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发表于1948年（随后一场毁灭性的中风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谴责巴尔的摩地区新近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禁止非裔美国人在公共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打球。门肯对禁令不屑一顾，照样和犹太友人、出版商克诺夫（Alfred A. Knopf）打网球。克诺夫日后评价门肯这位相交四十余年的密友：“他公开的一面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为人刚强、愤世嫉俗，时而令人捧腹，时而令人恼火。而他私下里的表现又是另一回事：多愁善感、慷慨大方、坚定不移——有时几乎是盲目地效忠于他钟意之人……我发现他在与女人交谈时最能展示迷人的举止。”

四十六

“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任何纠纷中，我本能地站在公民一边……我反对一切试图通过法律使人道德高尚的努力。”

四十七

门肯故居博物馆 （H.L. Mencken House Museum） 馆长布丽吉特·费森登 （Brigitte Fessenden）赞誉门肯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化生活的核心人物——“公众牛虻”（Public Gadfly）。

四十八

1925年，艾萨克·戈德堡 （Isaac Goldberg） 出版长篇传记《门肯其人》（The Man Mencken） 。1950年，埃德加·凯姆勒（Edgar Kemler）出版《大不敬的门肯先生》（The Irreverent Mr. Mencken），声称门肯是“一流的怀疑论者——美国的拉伯雷”，并将他比作斯威夫特。这位传记作者哀叹，作为一名艺术家，门肯本可以写出《巨人传》或《格列佛游记》——但他最终却“未能创作出任何可能经久不衰的作品”。

四十九

白璧德的门徒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刻板印象”一词的发明者）也曾经感慨：如果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遗憾是没有留下诗作，那么门肯的遗憾可能是没有长篇小说传世。这位评论家可能没有意识到，鲁迅也没有。

五十

纽约知识分子埃德蒙·威尔逊允推门肯为美国现代报业之良知：“他是现代美国开化意识的化身，反映了它的知识，它的才智，它的趣味，认识到美国的风俗和心智的粗俗，而且在惊恐和懊恼之中，发出了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