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终于有了一处世界级遗产地。7月26日,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评审,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五处提名地列入遗产名录,上海崇明东滩正在其列。
这意味着,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中途点、世界极少数仍处于发育过程中的河口潮滩湿地,崇明东滩所具有的超越国家界限的自然价值,以及当下恰当的保护和管理机制,均已获得世界认可。而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未来更需以保护为前提,对遗产地进行妥善的可持续维护和管理。
2024年7月24日,崇明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大门前。 王昀 图
本次世界遗产大会发布的第6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宣言的主题是:“遗产与社区: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管理的包容性和有效路径”。“遗产与社区”可谓当前世界瞩目的议题。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价值,既源于地理区位、气候条件、洋流路径等环境要素,也包含人类和其他生灵与之作用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很大程度上,这些需依托在地社区活态维系。但支撑遗产的社区,也被时代浪潮所推动,需要在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和延续传统之间寻求平衡。 士绅化或过度旅游,会使得文物古迹破坏或自然生境透支。而另一个极端是,以保护遗产的名义,管理者将周边社区生活的本地居民迁出,遗产难免成为孤立的奇观,即“孤岛化”。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的首个世界遗产地,崇明东滩保护区如何处理与所在社区的关系?对上海来说,如何使各方更好地支持东滩,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走访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长期驻地东滩周边的环境公益组织,致力于可持续时尚的崇明返乡能人,以及临近东滩保护区的驻村书记与村民后,思考如下:遗产地与所在社区之间要长期良性协同发展,还需被纳入更大的系统框架,让农产品的物质流、文旅的信息流等更顺畅地与生态要素匹配;在已有的保护工作基础上,应将大上海视为遗产地的腹地,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充分调动社会和商业的力量,推进城乡共同可持续发展。
维系平衡与共益:自然遗产与周边社区
对在崇明长大的人来说,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是耳濡目染而来。研究员第一次见到来自崇明的施怡,是一次自然教育分享会上。现场飞来一只小鸟,她拿出竹哨,与之唧唧啾啾地互动。这是向上海非遗“鸟哨”传承人老金学的,多年前用以捕捉野味,如今用于环志工作。而施怡在家乡开展的自然教育、创业支持乃至乡间骑行等活动,也离不开这类技巧和理念。
人们对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各地都有许多观鸟组织和团体。比如,这两年来,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就在帮助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针对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引导员讲解能力的培训,并搭建公众解说路线。
2023年9月,从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中的科研宣教中心向外望。王昀 图
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作为该保护区日常宣教的重要场所,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建立并一度开放,其后便因布展内容提升改造等原因而暂时关闭,直到2023年开放并接受个人预约。这背后得益于信息技术进步与工程设施的完善:此前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保护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提升,加上爱鸟意识和技防手段的应用,目前保护区非法偷猎狩猎的现象基本杜绝。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贲前方测算,以基地当下接待能力,每日参访者的数量在两百余人较合适,但节假日会有千余人,接驳等方面的压力会凸显。
那么,游客若蜂拥而至,会影响候鸟栖息吗?目前,东滩保护区分为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本次申报成功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实际处于核心区,完全被缓冲区包裹;而鸟类科普基地设在实验区,规划时便设想要承纳一定人类活动。数十年来,随着滩涂淤涨,适宜候鸟栖息的空间在向东延展;人们来到西边的鸟类科普基地游览,对鸟类的影响比规划时设想的影响会更小。由此,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下,基地内的建筑等设施,也可实现更大的公共效能。
自然生态的基底,限定着基地的接待能力。此处无法容纳太多人同时参访。比如,研究员2023年参加过东滩的净滩行动,大家用了一个下午,在堤坝上捡拾随洋流漂来的垃圾。因保护区不能排污,每个人需提前上好厕所——据知,通过绿化市容局,今年保护区协调到了移动厕所。而类似无法配置相应设施的情况还有很多。因为可能影响候鸟,参与活动的人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还需要把水瓶和包装垃圾都随身带好。这本身就是生态友好和自然教育。
2023年9月,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的一次净滩捡拾活动。 王昀 图
反过来,东滩的鸟多了,会不会影响周边的生活和产业?近年来,随着东滩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候鸟数量确实大幅增长。它们不仅停留在保护区中,也会飞到临近的农田里吃掉作物。实际上,这些作物本身,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能让候鸟得到更好的补给。在离保护区最近的富圩村,研究员看到,田间还挂着保护鸟类的条幅。
不过,保护区周边的农业大户,是上实、光明等国资背景企业。虽有候鸟吃粮的难处,但企业仍从生态修复中获得了好处。比如,能够以可持续农业的方法进行生态种植,或开展农事体验,相关农产品也获得一定溢价。另外,企业的住宅产品,亦借助生态概念和候鸟来推广。总体上,这些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期待生态补偿机制。而更多周边村民着眼于服务业,比较欢迎鸟的到来,这能吸引更多亲子研学、团建、度假和观鸟的游客光临。甚至,较大的经济合作社,会专门给鸟留下些粮食供食用。就崇明的长远发展而言,吸引到更多候鸟,也可促进生物多样性,有助于“长三角农业硅谷”的打造。
2024年7月,崇明富圩村,田间挂着宣传保护鸟类的横幅。 王昀 图
从当下看,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也营造了更多场景,让人能从对鸟的保护中直接获益。比如,就前述讲解员培训工作来看,鸟有了更好的栖息环境,意味着人也能以此为基地,更深入地参与、就业和成长。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的工作人员谢金金提到,许多引导员是崇明本地的女性,她们既能陪伴老人和孩子,也能做一份致力于家乡的工作。其中还有人成长为项目管理人员。周边村子还有许多上岸的渔民,而巡护员、接驳车司机等岗位,能让他们尽己所能,与生态共益。在东滩鸟类科普基地之外,临近的富圩村等地,也建立了自然中心,既进行生态方面的创业就业培训,也能举办观鸟节、观鸟大赛等活动。
2024年7月,富圩村自然中心。这里曾经承接过许多与观鸟有关的活动。 王昀 图
2024年7月,富圩村自然中心,庭院内外。 王昀 图
另外,针对洋流带来的塑料垃圾,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也在开展捡拾和再利用的项目。在东滩保护区的堤坝上,这些塑料被捡拾出来,在村里的中转站进行清洗和压缩,变成可利用的材料,然后运输到岛外并上链,形成可追溯的循环。其中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参与,也孕育着潜在的创新可能。
社会力量衔接起更大的社区腹地
创新的本质是解决现有的难题。要拓展世界自然遗产的影响力,让相关项目和工作能够持续运转,还得打通循环经济的链条。
但上述从堤坝回收的材料,由于经过捡拾、清洗、分类等,成本不低,加上数量有限,难以扩展规模,制成品的单价也就水涨船高。这也是循环经济链条上普遍存在的一类堵点。
此前,申遗筹备过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推进了保护迁飞鸟类的项目,帮助周边社区利用东滩保护区的作物回馈社区。在两年多时间里,大家探索下来,得到的方向之一是,要到更大的城市系统寻求支撑。
2024年7月,崇明富圩村,傍晚出门散步的人。 王昀 图
“新一代人普遍更关注环保。”黄佩佩说。她是崇明堡镇人,大学前在崇明度过,多年来在上海市区做艺术和设计的策划,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发现,孩子格外喜欢故乡的生境,同时意识到,自己参与这个项目,正是反哺“善意的源头”。
经过调研,黄佩佩意识到,回收材料之所以贵,往往是网络搭建不够充分,小规模导致高成本。以下这些面向未来的工作,正是力图克服已有堵点,并在能够依托的脉络中逐步务实发展。
首先,以匹配当地资源的手工艺,连接更多禀赋相似的地区。芦苇是崇明本地最常见的植物。人们每年进行芦苇轮割,把芦苇的根留在地里降解,使作物来年长得更好。而芦花鞋是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在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许多孩子都有印象。但芦苇杆所做的鞋子太硬,过去多为下田时穿,并不符合当代人的需求。黄佩佩等人发起的“芦花鞋再造计划”,让不同地方的非遗交流起来,尝试以芦花鞋的鞋面,连接嘉定黄草的草编鞋底,并衬以崇明土布。这类工作也生发了更多手工艺的学习和传播,手工本身便是舒缓压力的方式,相比之下,成品能否在城市中穿着,或许已不那么重要。
“芦花鞋再造计划”中的一件成品。图片由黄佩佩提供。
2024年7月,富圩村自然中心,一只芦苇编织的螃蟹。 王昀 图
与之类似,一些针对青少年的自然教育和美育课程,也引入了芦苇,用从自然中得到的材料,讲述心目中的自然。另外,这些芦苇及其制品,还进入了陆家嘴商场的中庭,成为生态主题艺术展览的一部分。这些就是手工和实物的连接。
其次,与上海市中心的创意阶层、消费群体等相连接,激发更多创造力。前面提到,崇明的民宿主、营地主理人、创业青年等,乐于以生态自然的主题吸引客源。为其赋能的就业培训,也提供了鸟类、手工和自然科普等内容,比如结合鸟类形象进行芦苇搭建。这样就可以为游客安排动静结合的一天行程,比如上午观鸟,下午手工。
上海市中心还有诸多文创类企业,借助崇明东滩的材料与工艺,结合现代设计和技术,亦可有诸多共创的机遇,由此激发可持续理念的创意产业。黄佩佩举例说到,一位装置设计师李朝阳,运用芦苇板材,搭建了一组既是花箱也是座椅的“椅靠”装置,刷上防水漆之后,便安置在黄浦区百年历史的泰山公寓社区花园。这类工作让市中心和东滩遗产地通过观念和创意连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着眼于完全回归自然的新材料和技术,以解决后端规模化回收难题。这也是循环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因应自然遗产地周边乡村的需求,黄佩佩在该项目中,邀请工业设计师以芦苇为主要材料,配合必要的金属等,设计并制作出若干适用于民宿、几乎可完全回归环境的家居产品。如门帘、吊灯等。同时寻找到山东专长制作芦苇产品的供应商,以确保设计落地且定价适中。在小范围试用之后,倘若效果不错,或可走向商业化。
更彻底的一种做法,是开发新的材料。这个项目中,就研发了一种芦苇砖,可以用来搭建城市家具。这正与大型企业运用稻壳纤维等方向一致。而这类生态材料也可以结合再生材料,满足新的应用需求。这方面需要在应用场景中探索和示范。实际上,基于这类工作的上下游特性,甚至可以在崇明的交通枢纽附近,构建一个循环经济的创意街区。而崇明生态岛上正在开发和更新的小区,也是应用这类新材料的绝佳场景。英国伦敦贝丁顿零碳社区的模式和经验亦可借鉴。
本文向以下师友致谢:
杜欢政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
郝利琼 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
李蔚 自然萌创始人
钱伯金 上海市林学会理事长、上海自然教育学校校长
姚望 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区域代表,崇明东滩项目现场协调员
张翔 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秘书长
张君瑛 东滩建设集团企业发展部经理 驻富圩村第一书记
诸大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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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集聚而诞生。
一座城市的公共政策、人居环境、习俗风气塑造了市民生活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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