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毕生为中国民族音乐贡献力量的俄罗斯犹太作曲家，也是第一个为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配器的作曲家，他就是阿隆•阿甫夏洛穆夫(1894- 1965)。
1945-1946年，阿隆曾任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客席指挥。今年是阿隆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通”，上海交响乐团特别策划，邀请其孙大卫·阿甫夏洛穆夫执棒演绎祖父的几部作品。音乐会9月1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
排练间隙，上海交响乐团邀请大卫夫妇去了百代小红楼，这里是百代唱片曾经的工作楼，而阿隆曾在百代公司担任乐队指挥。当导览人员讲解到阿隆配器的第一版《义勇军进行曲》灌录史闻时，大卫不禁哼唱起了旋律。
大卫在百代小红楼
国歌诞生大事记
一位“中国通”作曲家
阿隆出生在位于中俄边境的小城尼古拉耶夫斯克，那里居住着不少中国人，保留着中国的风俗习惯。阿隆从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爱听京剧。
阿隆的创作致力用西方音乐语言，讲述中华文脉的故事。他的音乐戏剧《孟姜女》让中国的戏剧出现在了世界的竞技场中，他的歌剧《观音》是西洋歌剧的完整形式在中国的最早探索。
在上海，因为音乐，大卫与祖父跨时空“相遇”。他将指挥演出祖父的三部作品：《北平胡同》《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
交响素描《北平胡同》描绘了作曲家对古老北京城的回忆与印象，中国风味的旋律中，穿插着京剧、胡同叫卖声等北京城特有的声音。1932年，梅百器执棒上海工部局乐队，首演此曲。2017年，余隆亲率上海交响乐团，曾带着这部作品赴欧洲巡演。
《小提琴协奏曲》写于“四马路菜场”，地址在现今的福州路，那是上海工部局乐队当时的排练场地，阿隆是工部局图书馆的馆长。这部作品同样由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首演。
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席柳鸣将担纲小提琴独奏。“作品中，乐队像大家庭，小提琴像家里极富天分的一个小孩，整个家庭竭尽所能，帮助孩子呈现出最好状态。”大卫比喻。
《第二交响曲》的创作与首演都是在美国，阿隆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写下了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上海乃至中国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岁月感慨。作品要求三管制的大乐队，还编入了钹、镲、锣、鼓、响木等中国特色的打击乐器。
大卫做了不少功课，通过阅读了解中国历史，同时，聆听不同版本的历史录音，帮助自己演绎好这些曲子。
阿隆抱着小男孩大卫，左一是大卫的爸爸雅各
与祖父跨时空“相遇”
“我违背父亲意愿，走上音乐之路。他觉得从事音乐难以谋生，没什么休息时间，也很难取得重大突破。”大卫坚信，音乐是他进入世界的通道，老师也认为他有天赋，敦促他为中学的合唱团写音乐并担任指挥。考进哈佛大学后，大卫学的也是音乐。
祖父是大卫的音乐知音。12岁那年，他不愿练钢琴，祖父为他写了一首四手联弹，让父亲陪他弹。去哈佛后，大卫第一次接触到祖父的《第二交响曲》，祖父正和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录音，“他把总谱放在我大腿上，让我听录音，很感动。”
第一次写合唱作品后，大卫给祖父寄去，很快收到回信，信上带着泪痕，“他说，这是一部很美的作品，他被深深感动。他认为我有天赋，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歌剧作曲家，不要让别人就如何写作音乐对我指手画脚。”
大卫也曾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我没看过祖父的总谱，只能听录音，很难听出具体配了哪些乐器。当时条件有限，应该是有什么乐器就用什么乐器。”在自己的创作中，大卫使用了圆号、小号与弦乐，有些地方只有弦乐，有些地方是整个乐队一起出现。
1982年，大卫第一次来中国，去了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在北京，他带着乐团演出了自己配器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西安的一家饭店，他也“指挥”了这部作品，管乐手们正好带着乐器去吃饭，他就拿筷子当指挥棒。
大卫遇到了很久以前就认识祖父的故人，“大家都说，祖父善良、慷慨，会为了给朋友送结婚礼物而卖掉自己的手表。”这是大卫第二次来中国。和祖父一样，他也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喜欢古琴，喜欢《阳关三叠》，为中国文化着迷。
1933年5月21日21:15，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出了阿隆的《晴雯绝命词》《北平胡同》《琴心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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