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廉·尼科尔森富有光泽的银色匣子到描绘囚犯的最后一餐，英格兰东南部奇切斯特的帕兰特之家画廊新展“事物的形状： 英国静物展”（The Shape of Things: Still Life in Britain）是一场关于静物的大展，呈现了从17 世纪的“虚空派”（vanitas）到后印象派再到抽象派，从波普艺术到观念艺术。这一展览质疑了“静物乏善可陈”的观点，展示了静物画的象征意义，以及艺术家们是如何突破界限、推陈出新的。
静物是多么的亲切，又是多么地多愁善感！展览“事物的形状”一次又一次地让人想起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家是那样悲伤》（Home Is So Sad）：“瞧瞧这些画儿，餐具。琴凳里的乐谱。那只花瓶。那只花瓶。”这首诗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观念，即财产代表着损失。静物画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将“不存在”和“存在”结合起来。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摆弄那些花朵，而我们则从铜碗中看到了一张模糊的脸。
Gordon Cheung, 《Still Life with Golden Goblet》
这种关系在瑞秋·怀特雷德（Rachel Whiteread）于1991年创作的雕塑作品《无题（粉色躯干）》（Untitled (Pink Torso)）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件作品中，“缺失”在一些粉色牙科石膏的作用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存在。在帕兰特画廊的展厅里，你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种联系。那些精心摆放一系列物品的画作给人的感觉是舞台化和无意义的挑战，就像一个出错的茶盘记忆游戏。梅雷迪斯·弗兰普顿（Meredith Frampton）的《审判与错误》（Trial and Error，1939年）由一个梨、一个骨灰盒、几把剪刀，一个人体模型的头和其他东西组成，虽然经过深思熟虑，却显得毫无生气。爱德华·沃兹沃斯（Edward Wadsworth）的《明亮的间隙》（Bright Intervals，1928年）是一场航海盛会，由一个贝壳、望远镜和许多钓鱼浮标组成，但却平淡至极。这两幅作品都属于战争时期，当时流行时尚的“结构目的”，用保罗·纳什（Paul Nash）的话说，“这是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及其受塞尚启发而创作的模糊果盘的讽刺。”
爱德华·沃兹沃斯的《明亮的间隙》，1928年
不过这一展览并不是失败。展览包括100多位艺术家的150多件作品，处处充满惊喜。该展览是首次针对英国静物画的大型展示，按时间顺序排序，并重点强调了20世纪的艺术创作。主办方也决心认真对待“静物画”这一问题。“静物”这一术语的定义也很宽泛，包括了装置作品，如科妮莉亚·帕克（Cornelia Parker）的《坠落立面》（Falling Facade，1991年），作品中平整的银质奖杯悬挂在镜子前的画架上，对成功的脆弱本质做出了点评；还包括 玛格丽特·梅利斯（Margaret Mellis）的《玩具橱柜（30）》（ Toy Cupboard，1983年）等欢乐的浮木建筑；以及扬·霍沃斯（Jann Haworth）诙谐的缝制作品《甜甜圈、咖啡杯和漫画》（ Donuts, Coffee Cups and Comic ，1962年）。
威廉米娜·巴恩斯-格雷厄姆, 《红桌子（The Red Table）》, 1952年
本·尼科尔森作品, 1943-45年
这些艺术家的名字也表现出了展览的另一个亮点：展览中的许多艺术家都是女性。在一个展厅里，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的作品《蘑菇》（ Mushrooms，约1919-20年）就挂在其曾经的学生西尔维亚·高斯（Sylvia Gosse）的作品《龙虾与静物》（ Still Life With a Lobster，约1923年）旁边。这两幅作品搭配得很好，但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高斯的油画，她的龙虾被金属奶酪网围住，现代感十足，这也或许是对家务劳动的女权主义评论。而高斯笔下的土豆和厚厚的培根则可以追溯到17世纪。
马特·科利肖《德克萨斯州死囚牢里的最后一餐》，2012年
在英国，静物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荷兰，就像许多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静物画也是一种舶来品。早期的静物画属于“虚无主义”，即将世俗物品与死亡的象征物一同绘制，也有着纪念“死亡”的传统。展览的开端处悬挂了几幅古老的静物画，与现代作品进行了对话。 帕特里克·考尔菲德（Patrick Caulfield）的丙烯画《预留的桌子》（ Reserved Table ，2000年）引用了荷兰黄金时代画家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的《圣塞巴斯蒂安弓箭手协会的饮酒角、龙虾和玻璃杯静物》（ Still Life With the Drinking-Horn of the Saint Sebastian Archers’ Guild, Lobster and Glasses，约1653年），与后者的灵感相比，前者只是一个廉价的视觉的插科打诨。但当你看到马特·科利肖（Mat Collishaw）的《德克萨斯州死囚牢里的最后一餐》（ Last Meal on Death Row, Texas ，2012年）时，作品远看像是出自一位老大师之手，但实际上是一幅数码转印作品。一旦你了解到它所描绘的异国水果代表的是一名真正的囚犯在注射死刑前不久提出的要求，那么它那一尘不染、香甜可口的外表就荡然无存了。
威廉·尼科尔森的《银色匣子和红色皮箱》，1920年
也是从这里开始，展览跳转到20世纪初的艺术。威廉·尼科尔森（William Nicholson）的《银色匣子和红色皮箱》（ The Silver Casket and Red Leather Box ，1920年）是需要稍后重温的作品。这件作品的美丽和宁静为后面的所有作品树立了标准。在银色的光泽中，我们可以瞥见一只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当你在欣赏银器的惊人光泽时，你不禁要问：这种光泽既蕴含着承诺，又隐藏着秘密。在接下来的展厅里，你可以看到苏格兰色彩画派和卡登姆基艺术家团体（Camden Town group）的画作，以及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追随者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所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受到两次世界大战、50年代紧缩政策和消费主义迅速崛起的影响，因此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尼科尔森始终在呼唤你：他是一位不属于任何团体或运动的艺术家，也从未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作品做过多评价。
艾里克·拉斐留斯, 《Ironbridge Interior,》 1941年
此后，这个展览的主要乐趣就在于其丰富性，那是一种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快乐感觉。这里有普鲁内拉·克拉夫（Prunella Clough）、艾里克·拉斐留斯（Eric Ravilious）、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卢宾娜·希米德（Lubaina Himid）、李·米勒（Lee Miller）的作品。而看到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未成熟的橘子》（ Unripe Tangerine ，1946-47年）时，则令人激动不已。这幅作品小而绿，看上去像一个橄榄。
基思·沃恩的《带头骨的静物》，1952-53年
而看到基思·沃恩（Keith Vaughan）的作品《带头骨的静物》（ Still Life With Skull ，1952-53 年）也是令人高兴的。基思·沃恩的日记中有一篇文章记载，当时他是一名拒服兵役者，在一个战俘营工作。他写道：“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棕色药瓶里插着一些花。每隔两三天，德国园丁就会在早晨清理房间时更新这些花。”虽然他的油画中没有花，而在骷髅头旁边摆放的是一个咖啡研磨器，但依旧能让人联想到一些武器装备。他也对日常物品的不寻常之美了如指掌。
科妮莉亚·帕克的《坠落立面》（Falling Facade）
多德·普罗克特的《黑与白》（Black and White，约1932年）
如果非要让你选一幅画的话，那可能就是鲜为人知的多德·普罗克特（Dod Procter）的作品《黑与白》（Black and White，约1932年）。画作中，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条貂皮围巾、一双长晚礼服手套和一条丝巾。有人正要出门，或者是他们刚刚进来。这幅画画得非常棒：有一种镜头外的存在感。但作品标题却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里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当你看着它，会更渴望知道故事的其余部分。
展览将展至10月20日。
（本文编译自《卫报》，作者瑞秋·库克（Rachel Cooke）系艺术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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