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风电、储能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绿色能源产业已成为“出海”新名片之一。2020-2023年,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随着欧美不断出台针对性政策,推高贸易壁垒,今年上半年,中国光伏主材出口额同比下降35%、锂电池出口额同比下降14.97%(美元计价),国内光伏产业陷入恶性竞争、亏损加剧的局面。
欧美加大对中国绿色能源打压力度
5 月,欧盟通过《净零工业法案》,提出到2030年欧盟本土的净零技术(包括风力涡轮机、光伏、电池、热泵、绿氢等)制造产能应达到需求的40%,以提升欧盟绿色能源工业的竞争力。6月,美国五位议员联名敦促行政部门将国轩高科和宁德时代两家中国电池制造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禁止其产品进入美国,理由是这两家公司的供应链涉嫌所谓的“强迫劳动”。一旦实施,两家公司的产品将不得进入美国。欧美一系列政策根本目的在于打击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提振本土化绿色能源制造业。
从全球市场看,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得益于“双碳”国家战略下有利的长期环境,国内外市场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如果外需形势继续恶化,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绿色能源制造业的隐患不可忽视。
内外市场的关联性
与国内市场相比,海外市场一般价格较高、利润率较高,但是,由于出海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规模差距以及地域性差别,中国绿色能源企业通常以短期性项目竞争为主导,龙头企业并未发挥相应的领军作用,海外长期发展的产业组织能力薄弱。
国际上,各国碳减排的核心政策都是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大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定可再生能源战略规划并非依据本土制造能力,实现规划目标往往需要大量进口;二是执行力弱,碳减排政策受政权更迭、环保、通胀、配套设施等因素影响大。
国内绿色能源产业、特别是光伏产业受国内外政策影响较大,国际市场高歌猛进时,国内投资加大,一旦国外政策调整,国内产能利用率迅速恶化,不断出现国际市场增长-各地产能扩张-国际增速放缓-各地产能收缩(企业破产)的恶性循环。十余年来,国内的光伏产业已经历了数次残酷的市场出清过程,储能等也面临同样状况。
发达国家一边抬高贸易壁垒,一边刻意忽略中国绿色能源产业为全球碳减排作出的巨大贡献,渲染中国碳排放总量大、绿色能源产能过剩等状况。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光伏、风电、核能等产业虽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但话语权仍主要由发达国家把控。
加强内外联动的路径
政府负责顶层设计,绿色能源作为海外援助基础设施项目的组成部分,投资、融资应与海外援助等方式进行有机组合,提高海外收益。以海外援助扩大市场投资规模、以市场投资带动海外援助,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绿色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投资和海外融资相结合,帮助“一带一路”国家落实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的项目资金,为中国能源建设类企业拓展工程需求,带动绿色能源产品出口。
“一带一路”基金具有政策载体功能,应提升对绿色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支持性政策的普惠性,包括对绿色能源境外投资合作项目前期投入、资源开发项目贷款贴息、境外经贸合作区前期投入等政策。加强基金的服务能力,增强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透明度,并根据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总体进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对绿色能源项目适度放松对外投资监管、放宽外汇管理等政策。
境外中方投促机构需发挥产业组织功能,促进境外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优势互补。海外能源类国企作为承包商、主设备供应商具有市场优势和资金优势,需要带动国内相关产业链,包括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制造和电站设计、勘测、维保、系统集成等环节的中小企业“走出去”。
国内经济主管部门需推进绿色能源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资源整合,扩大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一是大力推动国内绿色能源产业的并购、资产重组,使用修订绿色能源产品制造的行业规范条件、实施产能置换管理、加大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等政策手段,加快产业秩序优胜劣汰进程,消解尾部企业和一些跨界企业的无效产能,尽快让产业回归到相对正常状态。二是推动绿色能源产业与传统能源产业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以股权为纽带的战略合作,鼓励锂电池、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企业吸纳油气行业、电网行业、电力设备行业等传统能源企业入股,作战略投资者,充实绿色能源资本,促使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绿色能源企业制定战略规划应基于全球化供应链、创新链,开展海外投资、并购、设立研发中心等“走出去”行动,不断巩固和扩大在全球绿色能源市场的份额。龙头企业在更靠近终端需求的发达国家或临近区域投资建厂,规避贸易壁垒、统一生产标准、取得额外优惠政策,增加当地就业、增进国际好感,持续不断地扩大零配件出口。
国内绿色能源智库应增强国际话语权。光伏、电网、风能、储能、氢能等绿色能源产业,中国都具有领先的规模化和技术优势,相关领域智库需提高全球影响力,全方位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先进的绿色能源装备技术、海外合作实施的绿色能源示范项目,并提供中长期全球市场发展的技术、投资、供求的分析和预测,同时可以更好地支持国内碳中和战略和国家能源安全决策。
(本文系2024年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梁朝晖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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